财政窘境下的薪酬困局：为何编内待遇难以动摇？

• 2026-08-18
• 新闻动态

聊起县里的财政状况，内心总有些不快。虽然通过数字能看出经济的紧张程度，但钱最终花在哪些地方、优先解决哪些问题才是实质上的痛点。大方县发布的账目，引发了许多人的质疑，有的人感到冤屈，有的人则选择视而不见。其实，这一切不过是一个老生常谈的分配问题。2022年，大方县的税收总额为4.14亿元，而支付工资的预算却高达26.3亿元。至于仅靠当地税收支撑工资，则需要整整六年。

这一令数字让人瞠目结舌的信息最早是由《半月谈》披露，随后被新浪财经等多个平台所转载。在贵州的山区，大方县虽不是最穷的，也算不上最富的，是一个中等偏下的地区。接下来看看当地的人口情况，全县共有4.4万人依靠财政供养，涵盖了编内人员、退休人员与临时聘用人员，而常住人口不过60多万。这一计算显示，每14位公民中，就有一个人依赖于财政支撑。

这样的比例在中西部的县城并不罕见，但一旦遇到税收困境，这根绳索就会把大家勒得喘不过气来。更为详细的数据令人心碎：县内共有1.56万名编内人员，工资总支出为20亿元，平均每人12.8万元；而2.9万名临聘人员的支出仅为4.6亿元，平均每人1.61万元，每月只有1340元左右。尽管临聘人员人数几乎是编内人员的两倍，但他们的薪资总和却不足后者的四分之一。这样的收入差距，不论如何解释都显得十分尴尬。

在县里，很多基础工作是由这些临聘的工作人员承担的，如护林员、协警、保洁员，以及村里的杂务工作。村中有紧急情况时，往往是他们出手相助。然而，每当工资发放或裁员时，临聘人员却是首当其冲被削减的群体。这种在基层最为辛苦却最受压制的状况，对于从事过基层工作的人员来说并不陌生。

转移支付本身是个合理的制度，中央及省级财政向欠发达地区提供补贴，目的是为了保障基础教育、医疗和治安。这是一项历经数十年的政策，也是区域均衡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。然而，问题出在了这一制度的实施层面。按理说，这些本该保障民生的资金，在层层转移后，往往转化为机构和人员的固定开支。如今大方县所获得的本地税收甚至连两个月的编内工资都难以支撑，日常运作几乎完全依赖上级的支持。

本地经济根本无法承载现行的财政结构。这个问题不仅是大方县所面临的，许多中西部地方也遭遇同样的困境。在财政压力增大时，负担的传导路径至关明显：企业的款项可以暂时不付，基础设施项目可以延缓，甚至教师的绩效工资也可能被挪用，而临聘人员的薪资则能尽量压低。然而对于编内人员而言，基本工资、社保、公积金和职业年金却是丝毫不能减少的。若政策调整影响津补贴，必然需要多次会议协商。

从制度层面来看，地方政府确实没有权力随意降低编内人员的基本工资，法定薪资也不可随意拖延。这一安排的合理性在于防止地方官员随意任性，也确保基层公务人员能安心工作。这种底线需要维护，但不代表编内人员的所有待遇都应原地不动。编制内人员的收入中，除了固定的基本工资，还有一大部分是弹性CID的地方津贴、专项补贴和绩效奖金。这一块并未被固定制度限制，财力宽裕时可以上涨，财力紧张时也应相应下调，这是常识。

到了2026年，这个问题更是绕不开。最近几年，土地财政日渐萎缩，卖地收入显著下降。中央政府也在推动地方化债，清理隐性债务，财政部多次强调要严格控制新增编制及“三公”经费。在2023年中央机关启动编制精简5%后，这股气息也正在地方层面传递。大方县的案例，未来可能会被多次提及。

有人担忧改革会不会影响基层干部，如果编内待遇降低至临聘水平，确实会影响工作积极性，这绝非政策目标。应当调整的是那些过高的津贴、冗余的岗位以及低效的机构。非必要的招聘应暂缓，重叠的科室合并，绩效应与财政状况及工作成效相挂钩，这些都是可以施行的可行之路。

县里的财政支出顺序十分固化：资金一到账，优先保证编内工资和机构运转，接着偿还旧债，最后才是产业发展和民生改善。前两项消耗了大部分预算，后续几乎无余。大方县之前因挪用教育资金而引发的事件，根源恰在于这种僵化的顺序，导致资金未能流向真正需要的地方。

由此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：本地税收基础薄弱，资金主要用于养人，缺乏产业投资，产业发展乏力，税源愈加薄弱，越来越依赖上级资金支持。循环一次又一次地回到原点，甚至变得更糟。一旦这样的问题陷入恶性循环，仅仅靠开会或精神鼓励是无法突破的，必须从财政政策和预算编制的顺序上下功夫。

经济学上有个词叫“软预算约束”，在此特别贴切。因为上级会提供支持，当地方政府面对扩编、低效和浪费时，没有真实的破产风险。若这种心态蔓延开来，地方政府将失去精简机构和培育税源的动力。而一旦上级持续兜底，下面的士气则可能随之降低。这并非空穴来风，不少县市都在经历这样的情境。

更令人担忧的是人才流失问题。在县级，考编已几乎成为唯一“体面”的出路。年轻人争相涌入，而民营企业却难以招揽人才，实体产业也面临留人困难。大家都渴望分享那份稳定的资源，却少有人愿意去争取新机会。如果一个县的聪明年轻人都聚焦于备考，整个县的活力将会大幅降低，发展又谈何而起？

从全国的角度来看，公开数据显示县级财政的平均自给率约为38%。换言之，县里每花费100块钱，仅有38块来自自身收入，剩余部分依赖上级的支持。这种状况若未能得到有效改变，基层的财政危局将持续加深。